朱信娟在北京服刑时，燕某每月一次前去探监。后来朱信娟移解青海，燕某给丈夫写了一封信，说她正在攒钱，准备赴青海探监。朱信娟入狱之后，已经觉得万分对不起妻子，因自己判的是无期徒刑，所以几次三番劝燕某离婚，但燕某就是不肯，这次移押青海，又去信提出离婚，哪知燕某却来了这样一封信，他想再次去信阻止妻子上高原时，燕某却已经来到达羌农场了！
她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场部，达羌农场组建将近一年，还没有一个犯人家属来到农场。
燕某在农场待了三天，农场破例给朱信娟放了3天假，让他和妻子待在一起。
这件事对于朱信娟的教育，胜过上100堂大课（劳改大队称干部对犯人的集中教育为“上大课”）。他在北京服刑时，因刑期遥遥无望，根本谈不上什么“积极改造”，不违反监规已经算好的了。燕某来场探望一事对他触动极深，他真正领受到人民政府教育人、挽救人的诚意和用心，从此开始努力改造；到1974年，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。
朱信娟减刑后大约两个月，达羌农场又接收了一批新犯人。这批来自东北的犯人共有400名，其中反革命犯38人，大部分在四大队。这38名反革命犯中，有7名是中国籍克格勃间谍，其余的分别是国民党潜伏特务、实施阶级报复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、现行反革命分子等。
新来的7名克格勃间谍，都是知识青年，他们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小组，一网打尽一起判刑，一起押解达羌农场。
7人中的头目即间谍小组组长姓张名边，系哈尔滨的一个67届高中毕业生，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是机械工程师，母亲是医生。张边也许受父母的遗传影响，智商甚高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他因此而踌躇满志，一心要上名牌大学，读研究生，成名成家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哪知他高中只读到二年级，就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上山下乡运动粉碎了他的大学梦。1968年8月，张边怀着郁郁不得志的心情，来到位于中苏边境黑龙江境内的一个军垦农场“修理地球”。（待续）
 |
